中國橡膠機械網 蔣錫夔，化學家，絕密軍工氟橡膠，有機氟化學領域專家。1926年9月生于上海，祖籍南京/杭州，回族。中國科學院院士。1947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化學系，獲特等榮譽學士學位(B.S.wi th honors)，1952年獲美國華盛頓大學化學系有機化學博士學位。1955年回國后先后在中科院北京化學所和上海有機所從事科研工作，現任研究員，博士生導師，曾任上海有機所學術委員會主任，上海大學化學化工學院院長，上海市六、七、八屆政協委員。

蔣錫夔先生長期從事物理有機化學和有機氟化學領域的研究，1954年在國外曾提出并驗證了氟烯烴能與三氧化硫反應生成—磺內酯，發明了一個有用的有機反應。此工作曾列入國際知名的工具書內。回國后領導完成了多種氟橡膠和氟塑料的研究工作，為軍工和民用作出了貢獻。1978年在國內創建了物理有機化學實驗室，在有機氟化學、自由基化學、單電子轉移和親鹵反應，結構—性能關系，新穎反應機理探索，溶劑和微環境效應，疏水—親脂作用等領域開展研究。在有機分子的簇集和自卷，自由基化學中自旋離域參數的建立和應用兩方面，取得突出成就。因此，曾兩次被邀請在威信甚高的Acc.Chem.Res.(化學研究評論)上撰文，介紹研究成果。1995年出版專著《有機分子的簇集和自卷》。1982年及1992年（與惠永正等）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；1992年獲兩項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；1999年和2000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兩項；2002年蔣先生和課題組完成的“物理有機化學前沿領域的兩個重要方面——有機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學的研究”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。1989年獲國務院授予的全國優秀歸僑、僑眷知識分子稱號，2005年獲上海市科技功臣榮譽稱號。

如果我們把理想也看作為一個夢，那么，我的一生從幼到老，就是一個夢的追求。這個夢就是：熱烈地去追求真理、美和高尚的品德，熱烈地希望自己能為祖國的昌盛作出貢獻。

發現理想

我年輕時常會借用德沃夏克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的旋律來唱自己編的歌詞，“在那遙遠的天邊有一顆明亮的星，它是我的理想，它永遠照著我的命運”。

我小時候特別喜歡幻想，愛玩、愛看書，到四年級時，《小學生文庫》中的小說我都看了，特別喜歡的有《三國》《岳飛傳》《西游記》《水滸傳》。這讓我養成了善于思考及不盲從的性格。升入華童公學后，有一次上課，我聽到英文老師把英文單詞“enor－mous”說成了“animous”。我覺得不正確，就去翻查詞典，果然發現是老師的發音不正確。從這以后，我就確信對于任何問題都要想法弄明白，依據事實證據，而不是以名人、權威的觀點講話作標準。在華童的初一、初二年級時，我的學習成績雖好，但主要還是靠下死功夫讀書取得的，在思維方法上并沒有顯著升華。到了初三，由于一場大病，給了我更多讀書和獨立思考時間。我開始討厭一些需要死記硬背的功課。那時，我做了一件轟動全班的事情：在中國文學史、中文語法、應用文等這些我認為是浪費時間的課程科目考試中，故意只抄寫了題目，沒有回答問題就交了卷子。現在想來，還是頗為后悔的，有些古文范文需要背詠才能記牢、應用，否則泛讀易忘，并且單純學理，就很難突破研究的瓶頸，只有文理兼長，才能達到融會貫通的至高境界。

而對于理科，我卻深深地為之著迷。在華童初中時，我就與表哥馮咸萃一起閱讀科技雜志，并根據雜志的介紹，到專門的商店采買了試驗器具，在家中衛生間布置了一個小實驗室。有一次，我在雜志上看到一份氧氣和兩份氫氣放在玻璃瓶內，遇到明火，瓶內就會著火產生水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我與表哥一起做了這個實驗。水確實做出來了，但因為操作不夠熟練，劇烈的反應把玻璃瓶也炸掉了。幸虧事先按照雜志提醒用毛巾把瓶子包了起來，才沒有讓手指頭被玻璃瓶碎片擊傷。

在圣約翰附中的高中時代，我又對生物學產生了強烈興趣，自己讀了《生命的科學》。在圣約翰大學三年級時，我學會了科學研究的第一步，即查文獻，并找到了有機化學中電子理論和共振論等較新概念。從此，真正對有機化學產生了興趣，尤其對其中的反應機理和結構－性能關系有特別濃厚的興趣。

在自己的專業之外，大學一年級后，我還讀一些好的小說，如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對哲學和心理學的興趣更濃。當時圣約翰大學所用的心理學方面的參考書我均讀過，并看了《如何思想》《歷史大綱》等書。另外還看了些概括性的哲學書，例如《哲學大綱》，講述哲學家們如何思想。

童年時強烈的愛憎分明的感情，好幻想的好奇心，以及多方面的知識，讓我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，那就是終生追求“真、善、美”。在20歲時的一篇總結性的日記里，我以下面四句化作為結束語：Sacred Fire：這兒，燃著神圣之火，莫用虛偽來褻瀆；一切魔鬼到此，個個化為飛灰！

捍衛理想

我尊重事實，敬愛我善良的父母，講信用，是我為人的基本準則。

在科學研究中，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有扎實的基本概念，加上自己的獨立思考，不墨守成規，不依賴權威的結論，這樣或許才能作出創造性的工作，同時也捍衛了學術的“真、善、美”。

1953年，我在美國凱勞格公司工作。有一次，公司邀請了康奈爾大學化學系教授米勒到實驗室作學術報告。米勒是當時國際上著名的有機氟化學家。美國上世紀四十年代啟動了著名的制造原子彈的“曼哈頓工程”，負責這一工程的軍事領導人格拉福斯將軍稱米勒是“在曼哈頓工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科學家之一”。正是由于米勒發明了氟氯烴聚合物，美國才順利地提純出濃縮鈾，于1945年研制出原子彈。

米勒在報告中以大量事實指出，氟烯只會與親核試劑反應，而不與親電試劑反應。這也是當時公認的看法。我從反應機理的概念出發，基于自己具備的物理有機化學的堅實概念基礎，并從中找到了規律性的東西，于是就想到：某些特性在一定范圍內是相對的，萬事皆有限度。因此，我提出相反的觀點，即若用特強的親電試劑，如三氧化硫，則可能會與氟烯發生反應并形成一種四元環的新型化合物。我將這項發明設想上交公司后，隨即用實驗證實了這一觀點，即用全氟、多氟烯烴和三氧化硫反應，合成了新型化合物—磺內酯。若干年后，這個新反應演化為制備含氟化合物和材料之中間體的一種有用方法。

與學術上的創新相比，為祖國的昌盛作出貢獻則是“真、善、美”更重要的內涵。我一直銘記出國前向父母說過的話：學成后一定回國，一奉獻國家，二孝敬父母。1955年初，我向美國移民局提出了回國申請，負有網羅人才使命的移民局力勸我放棄回國念頭。他們派了兩個官員到我的住處，直截了當地告訴我，只要我愿意，移民局可以幫我辦理加入美國國籍的一切手續。他們主動提出愿意幫我尋找稱心如意的美國淑女成親。兩位官員還承諾，不管我是否離開美國，都不會把申請回國的事情告訴凱勞格公司，以免丟了飯碗。兩個官員可說是盡心盡責、費盡了腦筋，然而我只是心平氣和地告訴他們：“講信用是我為人的基本準則，作為一個從小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科學工作者，我不能因為有所貪圖而違背自己的諾言。”

1955年底，我回到上海。而在1948年5月19日的日記里，我就已經寫道：“我懂得將來的中國是怎樣的需要工業人才，然而也懂得自身氣質是適合于怎樣一種生活方式。無論如何，他日為祖國人民服務，是已下了信心了。”

實踐理想

我經常注意把“三嚴”（嚴肅的態度、嚴密的思想方法、嚴格的工作方法）和“四敢”（敢想、敢做、敢于自我否定和敢于堅持真理）辯證地結合起來。

在我看來，追求“真、善、美”，就是人與動物的區別所在。有些人強調科學的基礎研究必須與經濟效益直接聯系起來，這是非常短見的。由于人們追求真善美的本能，使得基礎研究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。

1956年，我進入中科院化學所工作，開展有機氟化學方面的基礎研究。在原料與儀器都匱乏的實驗室里，我一邊做些簡單研究，一邊仔細閱讀文獻，跟蹤世界最新的氟化學研究進展。1957年，我任新成立的氟橡膠化學研究小組組長。在當時中國還屬于空白的氟橡膠，是與原子彈、氫彈聯系在一起的物資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和項目組成員通宵達旦泡在實驗室里，反復實驗。由于沒有經驗，實驗條件也非常簡陋，許多含氟原料的供應也跟不上，失敗也就在所難免。但每一次失敗都使我們變得越來越聰明。終于在1959年制出第一塊白色的氟橡膠，被命名為氟橡膠1號。隨后又相繼研制成功了氟橡膠2號和氟橡膠3號。

雖然我從事多年絕密軍工項目氟橡膠的研究工作，但依然沒有忽略基礎研究。我覺得一個做純基礎研究的學科帶頭人，應該像一個正在戰場上指揮的智勇雙全的團長，他會在努力攻打一個或幾個當前的目標堡壘的同時，還需高瞻遠矚，尋找遠處更重要的堡壘。一旦發現（有時是偶然地發現），便重新開始戰略部署，攻而取之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我的學生范偉強在實驗中發現一個反常現象，長鏈酯水解反應中當鏈長到一定碳數目時不符合短鏈類似物的規律，水解速度要慢幾個數量級。我無法理解這一現象，但一定要弄清楚，就讓范偉強去查文獻，他很快找到一篇文章，作者門格教授提出一個觀點，即一些長鏈分子在水中有簇集現象，但門格并未深入研究下去，由此引導我們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或小領域，即由疏水—親脂相互作用造成的有機分子的簇集和自卷曲之系統、深入的研究。范偉強在研究生期間共完成9篇論文，其中三篇發表在《美國化學會會志》上，在國內有機化學屆引起轟動。1987年，我應邀在《化學研究評述》發表介紹該領域綜述文章。借此機會，我對之前6年的工作做了系統論述，并列舉出需要進一步解決的重要方面。論文發表后被國內外同行廣為引用。